【关注】喻国明：ChatGPT引发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的重构

　　

　　社会与传播的全面智能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全面智能化的过程不是在原有结构上的一种技术化的过程，而是羽翼成蝶的结构性改变——权力与信任关系的重构（价值可供性）、社会组织与规则的重组（功能可供性）、传播范式的升维（连接可供性）、技术与社会基础的重构（技术可供性）。

　　ChatGPT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所谓“出道即巅峰”，问世短短两个月便吸纳了过亿的活跃用户，一举成为全世界热议的焦点。本文从传播和传媒的角度来解读ChatGPT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到底因此会导致和引发什么样的革命性改变及生态级意义上的社会重构。

　　ChatGPT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生成型预训练聊天机器人”，拥有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它能够通过连接大量的语料库来训练模型，使得ChatGPT具备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世间万象的互动聊天能力，不仅如此，它还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代码等任务。

　　1. 如何理解“生成型”？

　　ChatGPT在生成内容方面是把资料本身按照其逻辑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和加以整合。它生成的文本不是材料的堆积，而是有结构的，它与以往的智能搜索工具不同，它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引入了关系范畴关系变量，把内在要素，甚至包括它与人的关系、与场景的关系都进行了相应的匹配处理。

　　2. 如何理解“预训练”？

　　“预训练”意味着ChatGPT通过深度学习这样一种底层的智能化技术，在人的干预之下，对海量的文本进行大量的训练学习。在这种训练学习当中，ChatGPT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匹配能力和意义关系配置协同能力。

　　3. 如何理解“聊天型机器人”？

　　ChatGPT的核心能力是卓有成效地运用了RLH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即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这一技术解决了生成模型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让人工智能模型产出和人类的常识、认知、需求、价值观尽可能匹配的文本。

　　基于ChatGPT的底层技术逻辑，它在中短期内功能性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归纳性的文字类工作、代码开发相关工作、图像生成领域、智能客服类工作。

　　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场景成为互联构造中的关键维度，它所完成的，只是把“人（主体）——货（价值对象）——场（场景）”当成“黑箱”来实现三者之间的外部关系的建构；而从移动互联到智能互联则是对于“人——货——场”中三者进行了尽可能的要素拆分和意义重组，从而实现了将三者内在价值关系构造的“白箱化”或“灰箱化”，这种更高维度上的价值构造成为互联网新发展阶段上的关键突破。

　　ChatGPT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智能互联技术其突破点在于：它以无界的方式全面融入人类实践领域，实现了开放性，成为通用智能。其次，它以深度学习的方式不断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为本”的关系要素，进而提升了的文本表达的结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ChatGPT的本质是实现人的世界全要素的价值重构。它的第一步是实现人的语义世界的价值重构，接下来更为关键的突破，应该是指向语义以外世界的人类实践领域的全要素的价值重构——这恰恰应和了元宇宙对于数字文明时代社会要素重构、关系规则重构、现实场景重构的要求。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ChatGPT对人的赋能赋权的全新涵义。

　　第一阶段，人们（主要是指技术精英）基于浏览器的网站技术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传播局限于某一个专业范畴的垄断性霸权，令更多的社会精英可以借由网站而不经传统媒介的采集、加工制作、把关和传播分享其社会传播的权利；第二阶段，基于社交平台和短视频技术的普及突破了话语表达的精英霸权，极大降低了内容生产和社会表达的“门槛”，使“人人皆可成为传播者”的泛众化传播时代落地而成为现实；第三阶段，ChatGPT则突破了资源使用与整合上的能力局限与差异，使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以一种社会平均线之上的语义表达及资源动员能力进行社会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对话。这是继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通过人与人、人与内容、人与物的互联互通成功地“填平”了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沟”“知识沟”，使人们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穷乡僻壤，只要连上网，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就唾手可得，从而在可供性上，使不同空间、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水平的人们基本上站在了一个信息和知识可供性的同一水平线上。但问题在于，人和人在使用这些海量而丰富的资讯资源方面的能力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有些人可以凭借着这些丰富的连接可供性建功立业、创新创造，而也有相当多的人面对手机或电脑屏幕只是一味地刷短视频，以获得直接并浅薄的感官消遣。“能力沟”已经成为横亘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巨大不公平的根源。而ChatGPT，能够帮助普通人成功地突破专业能力方面的局限（比如专业的知识与运用、不同语言间的翻译、程序代码的编制等），能够使大量专业的门外汉在一系列专业、专门问题上的资源使用、操作能力和文本表达可以达到社会平均线之上，它令普罗大众能够跨越“能力沟”的障碍，有效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来激活和调动海量的外部资源，形成强大、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能力——这是又一次社会在数字化、智能化加持下的重大启蒙，这种赋能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决策与专业运作的全新局面，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活力的重启。

　　1.它使传播领域的权力分布进一步“下沉”。具体地说，普罗大众在内容创新、传播表达及参与对话中拥有更多平等机会和权利，这是与“分布式社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构造相匹配的，是传播权利作为第一权利的“先行一步”。

　　2.它促使传播领域核心逻辑的进一步“算法化”。进一步说，在算力、算法和大数据可以覆盖的绝大多数传播构造中，人们对于专业经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一整套专业法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倚重和信赖将让位于更加精准、更加全面、更加可靠和结构化的智能算法。而算法（表现为区块链）规则中的平等性、广泛性以及实时性、参与的直接性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维度上一种社会重构的价值基础。而这样一种算法信任与规则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可以透过社会的深度媒介化，进而演进成为构造未来数字文明时代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

　　3.传媒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的“寡头独占”的表现形式是，以头部技术平台来统辖被智能化技术释放出来的巨大传播生产力，而这种头部技术平台的不断迭代升级又以巨大的资本支持为后盾。据报道，ChatGPT的一轮完整的“预训练”所需资金就高达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这无疑为传播领域的大平台“准入”设置了极高的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

　　4.主流媒介是“四两拨千斤”式的价值引领者，它并不是以一己之力完成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传播，更大程度上它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生产侧的那些生产者的指挥。它是交响乐团的指挥，尤其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传播领域的主力生产大军是UGC、OGC、PGC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AIGC，未来的主流媒介的角色扮演和功能担当又该如何实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未来的“分布式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社会，主流媒介应转型为未来舆论场中具有再组织能力的“四两拨千斤”式的基膜，去激发和形成传播领域的“涌现”现象，要充分利用耗散结构下的协同学、突变论、混沌理论、超循环理论、分型理论等原理进行新的社会传播的“再组织”。因此，主流媒体的功能与角色定位进一步转向为“To B”的模式。传统主流媒体一向是以直接为社会生产内容的“To C”模式服务于社会，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它将转向为站在一线内容生产与传播者背后的作为价值逻辑与专业规则的支持者、创新创造的开拓者以及话语场域的平衡者等“To B”模式，成为全传播场域的“压舱石”与“定盘星”。

　　应该说，社会与传播的全面智能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全面智能化的过程不是在原有结构上的一种技术化的过程，而是羽翼成蝶的结构性改变——权力与信任关系的重构（价值可供性）、社会组织与规则的重组（功能可供性）、传播范式的升维（连接可供性）、技术与社会基础的重构（技术可供性）。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当智能化全面进入到社会方方面面，进入到人类实践的全领域时，我们所面对的任务与格局。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