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写硅谷规则？为什么我们产生不了ChatGPT？
来源：节选自《破界：如何改写硅谷规则》，作者：[美]亚历山大·拉扎罗（Alexandre Lazarow），中译出版社授权发布
泽维尔·赫尔格森（Xavier Helgesen）遇到了麻烦。他刚刚回到位于桑坦尼亚的阿鲁沙总部，在这之前，他前往硅谷寻找投资人，花了数周时间为其初创公司——左拉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左拉”）争取融资。那是发生在 2014 年的事，公司创办已有两年，左拉已经拥有数千名付费用户，市场潜力巨大。但在此之前，泽维尔只获得了一小笔融资，而这笔资金可能是任何一家平平无奇的旧金山初创公司在几个月内便能轻松融到的数目。
泽维尔与艾瑞卡·麦基（Erica Mackey）和约书亚·皮尔斯（Joshua
Pierce）共同创立了左拉，旨在解决一个看似很棘手的问题：非洲有 8亿人过着“离网”生活，而且电力不足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包括吸入煤油烟雾导致呼吸方面的健康问题，光源有限导致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手机不能充电致使他们与数字世界里的机遇失之交臂等。
泽维尔正在筹集 70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针对离网能源这一新兴市场而言，如此规模的首轮融资在发展中国家也实属首次。他需要的资金远远超出了在坦桑尼亚当地所能筹集到的数目，甚至可以说，就此事而言，整个非洲大陆也未必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泽维尔将目光投向了硅谷。
但泽维尔收到了各种反馈：“你正在打造的是一家科技初创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开销？你们的确需要设立销售团队培训学院和内部支付平台吗？不能精简一下吗？”“坦桑尼亚先令去年急剧贬值，你的对冲策略是什么？”“你现在正在进行 A 轮融资，谁会是 B 轮融资的领投者？你认为公司最终会在哪个股市上市？”
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提出并不一定是受到了某种误导，但这些问题却深深植根于硅谷那套独特的理念，以及硅谷对建立初创公司的认知。毫无疑问，这些理念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坦桑尼亚的市场。
正如泽维尔耐心地向潜在投资人解释的那样，因为需要给新员工提供基础商业培训，或者需要在以现金支付为主的经济体中管理账款，所以很难精简费用。此外，与美元不同，坦桑尼亚先令波动很大，对冲成本极其高昂。因此，预估资本投入，做可靠的商业预测，对当地的初创企业来说，近乎天方夜谭。而且由于坦桑尼亚的后续投资者数量有限，并且缺乏可行的退出机制，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复杂。
许多投资人对于一家公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硅谷模式的同时还能获得成功的这一可能性缺少信心。因此，他们没有向泽维尔伸出援手。
这些潜在投资人应该认真倾听事情的原委，而不是对此指手画脚。
我初次见到泽维尔是在 2014 年。当时，我刚搬到了旧金山，加入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我一边在硅谷努力扎下根基，一边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做投资。
我对科技界和新兴市场并不陌生。我的外祖父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工程师。他曾经为 IBM 早期的超级计算机更换真空管，后来又协助 IBM 在非洲开设了办事处。当年他试图在气候潮湿的刚果安装电脑的经历成了家族的传奇。我并不是以技术人员的身份进入创业圈，跨国工作经历也没那么丰富。无论我是投资人、监管者、顾问，还是投资银行家，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为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家提供建议，并给未来的企业家讲授工商管理（MBA）课程。
我对泽维尔的困境感同身受。为了我自己的投资，我试图理解新兴生态系统中遇到的类似创新问题。我的风险投资公司冒险投资了左拉。
我陪着泽维尔和他的同事在硅谷以外拓展业务，面对独特的挑战和机遇，开启了一段让人眼界大开的奇妙旅程。
“初创公司可以改变世界！”
人们带着宗教般的热情宣扬这句箴言，并把它当作全球初创公司的奋斗口号。
这种乐观并非毫无根据。在美国，依靠风险资本支持而迅速成长起来的初创公司有苹果、亚马逊、脸书和基因泰克（Genentech）等家喻户晓的公司。事实上，在 1979 年以后上市的美国公司中，40% 多是初创公司出身。
创业可以拉动就业。近10年来（除了1977年后的 7 年），几乎所有净新增就业机会是由初创企业带来的。
初创企业是国家创新的关键动力。从苹果手机的发明到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的商业化，都与初创企业息息相关。研究表明，同样是 1 美元，若投资于初创企业，其产生的创新成果是投资于非初创企业研发项目的三到四倍。
自1992年以来，初创企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率翻了一番，预计未来 15 年还将再次翻番。难怪我们的时代被称为“创新时代”。
如果我们正处在一个万众创新时代，那么创新的经济、哲学和精神中心就在硅谷。
不可否认，硅谷以往的成绩斐然。如果将硅谷视为一个国家，其高达 7 500 亿美元的 GDP 将跻身全球 20 强，领先于瑞士、阿根廷等地。
全球最大的五家公司中，有三家（谷歌、苹果和脸书）曾经是旧金山湾区的初创企业。旧金山湾区约有 4 万家初创企业、近千家风险投资公司和 32 万多名科技从业者。硅谷甚至有自己的大使。硅谷曾经垄断了创新。25 年前，全球 95% 的风险投资活动都发生在美国，绝大多数集中在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的硅谷——这个面积仅有 200 平方英里的地方。
时移世易，今时已不同往日了。
科技的进步使创新具备了随处生根发芽的能力。云计算降低了创办公司的成本，任何人都可以按小时租用谷歌的巨大计算力，而不必购买和维护专用服务器。由于电信基础设施成本骤降，再加上协作软件不断涌现，无障碍远程办公强势崛起。在初创企业看来，全球市场越发显示出它的魅力。手机的普及使个人可以轻松触及全球 50 多亿人。超过 20 亿人用虚拟身份在社交媒体上相互联系，留下了数字足迹。这些趋势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必将持续产生深入影响。
过去，美国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风险投资，而现在其比例已下降到不足全球的一半。近几十年里，一些更发达的经济中心抢占了余下的份额。伦敦、柏林、塔林和特拉维夫等城市正成为全球初创企业的龙头。
尤其是中国，已凭借超 10 万家初创企业（是硅谷的两倍多）和9 000 多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硅谷的十倍），跃居全球创新创业领域的前列。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深圳、北京和上海。中国现拥有全球35% 的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而在 2014 年，这个比例还只是 4%。
然而，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却发生在这些经济龙头区域之外。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创业者在世界各地纷纷站稳脚跟。目前全球已有 130 多万家科技初创企业。初创企业的支撑性生态系统也在世界各地涌现。从底特律到班加罗尔，从波多黎各、内罗毕到圣保罗，世界各地有高达 480多个创业中心。这些新兴生态系统的创业量是发达地区的两倍。
已有约 10% 的独角兽企业位于硅谷和欧亚传统发达经济体之外。世界各地的创业者发展迅速，令硅谷同行黯然失色。美国的优步（Uber）在全球拥有 7 500 万用户，中国的滴滴出行拥有 5.5 亿用户，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市场新秀也不甘落后：哥拉伯 （Grab）、99b、够捷快（Gojek）、堪比飞（Cabify）的用户已经分别达到 3 600 万、2 500 万、1 400 万、1 300 万。同样地，成立于 1998 年的贝宝 a（Paypal）拥有 2.67 亿用户，而 10 年后在印度成立的佩特姆 （Paytm）也拥有 3 亿用户。
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全球化了，但我们对初创企业建立方式的认识仍然停滞不前、缺乏远见，目光仍紧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类型的公司——硅谷软件公司上。
挑战硅谷模式
硅谷已经固化了初创企业的模式、建立方式及文化范式。通过书籍、博客、播客、毕业演讲、推文和红迪网（Reddit）等渠道，硅谷已经成功地将其愿景传播到了全世界。
尽管硅谷的创业者们并非有意，也并非合力要创造出一套成功理论，但他们的观点最终还是演变成为一整套教人们如何创业的哲理。这一哲理似乎涵盖了一切，从创业的初衷（用新技术、更高效的流程和全新的态度“颠覆”现有行业），到成功的标准（尽可能快地成长为独角兽企业），再到创业者对风险的适应（为求快速扩张，奉行“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理念”）。
迄今为止，硅谷模式一直是我们必须参考且唯一经过验证的范式。
在硅谷兴起的初创企业已被认为是各地最佳创新实践的权威。
因此，全球的创业者都受缚于硅谷创业原则，全世界的潜在创新型创业者都向硅谷求教如何推动创新。政客们经常去硅谷“朝圣”，会见旧金山的重要人物和思想领袖，探听他们成功的秘诀；世界各地的公司纷纷在旧金山设立先遣部门；国际创投圈的风险投资家们去斯坦福大学或当地的协会学习高管课程，他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智者名人分享的创业故事。
硅谷现象在很多方面都会让人禁不住联想到全球经济发展综合体和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输出的一种经济模式，目的是促进全世界的发展和民主化，该共识曾经是“最好的”体系。美国出于自我服务的目的，试图向其他地区传播这一理念。当然也不排除有很多善意的西方人真的相信，美国独有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能够解决世界问题。然而，最近一个世纪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再简单地输出美国模式了，其他各种模式在其本土环境下也能大放异彩。
硅谷也用相似的方式向全球传播了自己的模式，结果与华盛顿共识一样，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的市场风险资本短缺，宏观经济不稳定，对风险的容忍度较低，不太能接受将创业作为一种职业，或者配套基础设施薄弱。在这样的市场中，硅谷模式如何能发挥作用呢？
硅谷模式在美国也开始出现分歧。人们发现硅谷模式存在诸多问题：
如生活成本高昂，优步等初创企业存在道德问题，爱彼迎（Airbnb）等平台给社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歧视和骚扰行为在此地普遍存在，人们对社交媒体平台及其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的争议性角色越来越感到失望。2017 年被戏称为“全世界对抗硅谷的一年”，自那时开始，批评的声音有增无减，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抵触情绪越发强烈，要求重新审视现状的呼声也日渐升高。
重要的是，硅谷所做的创新不再符合我们的需求。正如投资人兼创业者彼得·泰尔（Peter Thiel）曾讽刺说，“本来我们希望制造会飞的汽车，但得到的却是 140 个字符。”很多人认为，尽管硅谷仍然在推动技术进步，创造估值很高的公司，但它最近的创新只是增量型改变，而不是在变革世界。主流媒体指责硅谷一味迎合所谓“科技兄弟们”的需求，只打造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却都是普通人不习惯或没有能力购买的。而按需洗衣、订餐、家庭清洁这类普通人需要的服务，有人在做吗？
底特律的教训
硅谷可能成为下一个底特律。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的主流技术是制造汽车，而不是计算机。当时，底特律处在世界之巅，全球三大汽车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世界各地优秀企业家纷纷涌向底特律，挖掘那里的人才、资本和文化。底特律曾经在汽车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也曾承诺要重塑我们建设城市、组织社会与生活的方式，所有的工程师都梦想去底特律。它也是大多数汽车创业公司的诞生地。在其鼎盛时期，底特律有 100 多家新兴汽车公司，还有很多创新创业者正在创办公司，为蓬勃发展的汽车行业提供服务。在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任职美国总统期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查理·威尔森（Charles Wilson）曾对众议院委员会说了句流传至今的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也有利。”
但如今，底特律早已失去了它往昔的风采。总部位于底特律的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已不再位列全球前三，截至 2019 年底，领头的汽车企业是日本丰田、德国大众、韩国现代。即使在通用汽车所生产的 20 万辆汽车和卡车中，也只有 40% 是美国制造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创新悄然在世界各地开始生根发芽。汽车公司在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瑞典和日本先后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地区的汽车制造实现了专业化，还有些地区超过了底特律。意大利生产出了最好的跑车，德国成了汽车组件之乡。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纷纷开始改写了汽车制造的范式。例如，日本丰田开创了“及时制造”的变革性生产方式。
如果硅谷看不到自身的局限，它将沦为第二个底特律。如今，在旧金山湾区租车驶离的成本比在外租车驶入的费用高很多。28 许多人都在逃向更经济实惠的创新创业中心。
创新世界需要变革，而这种变革正在我所说的“前沿地带”（Frontier）如火如荼地进行。笼统地讲，前沿地带是指远离硅谷及其周边区域的创新中心。在前沿地带，虽然环境艰难、资源不足且往往监管不力，但这些硅谷外的创业者正在超越硅谷同行。为了成功，他们正在制定自己的规则，规划自己的道路。一直以来，他们在倒逼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和硅谷的创新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硅谷外的开拓者们正在打造下一代创新的框架，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社会转型所需的框架。那么到底什么是“前沿地带”？创新型创业者们又是谁呢？
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新者：我们的英雄
在这本书里，所谓的“前沿地带”，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中，新生的城乡创业生态系统。
这些后起之秀有着与硅谷和其他经济引擎完全不同的背景，他们的特殊性非常明显。很多前沿地带都在发展中国家。前沿地带中的很多创新型创业者们必须克服各种挑战，如政治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基础设施或政府服务的不完善或不存在，消费者根本无力购买或担心风险而拒绝购买新产品等。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前沿地区，也往往缺乏一些不可或缺的资源，如天使投资人、孵化器、风险投资家、经验丰富的人才、对风险和失败包容的文化环境、意向收购者及公共市场等。
换言之，不能简单地把世界分为“硅谷”和“非硅谷”两类。实际上，前沿地带的情况要复杂和微妙得多。简单起见，我主要讲两个特定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经济因素。它们与创业生态系统无关，但反映了环境总体水平和稳定性，如货币是否稳定、政局是否稳定、腐败率是否高、人均 GDP 是多还是少等。虽然单个因素的影响有大有小，但它们会共同决定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水平。如果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水平低，创业的外部环境就更具挑战。
第二个维度是本地创业生态系统的实力。当地是否有足够的可用资金？是否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例如软件工程师）或数字人才（例如网络营销主管）？公司法是否支持初创企业（例如破产是否合法）？
我将此维度称为“生态系统强度”，它的强度越大，当地的创业生态系统就越强。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维度建立起一个简单的、具有启发性的模型，如图 0-1 所示。像硅谷这样的市场往往聚集在右上角，因为它们的宏观经济稳定，生态系统强度大。硅谷并不是右上角唯一的市场，特拉维夫、纽约和伦敦也在右上角——但这些生态系统是特例而非常规，没有规律可循。
图0-1 前沿地带的多面孔
注：图中城市的位置是相对位置，仅做说明之用。
这本书涵盖的地理范围与前沿地带一样广阔，你将了解不同地区创新型创业者的故事，包括芝加哥、迪拜、雅加达、墨西哥城、孟买、内罗毕、圣保罗、温尼伯等。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创业生态强度。尽管如此，与硅谷同行相比，前沿地带的创业者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为了表现硅谷和前沿地带的巨大差异，本书将带你了解左下角象限中创业生态最艰难的地区，体会该地区遇到的严峻挑战。此外，为了探索前沿地带的内部差异，本书还会带你考察其他两个象限（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创业系统，它们要么具有更强大的宏观经济背景，要么具有较大的创业生态强度（或两者兼有）。
书中的人物都是创新型创业者，当然，这么说也有点模糊。研究表明，全世界有 4 亿多创业者，约占全球人口的 6%。我将聚焦这 4 亿人中最关键的一个小团体。
本书中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具有以下三种特质：
第一，他们是“把握机遇的创业者”。在许多市场，很多人创业是不得已而为之。可称他们为“生存型创业者”，比如路边水果摊贩、海滨按摩师和街头小贩。在硅谷，新闻媒体乐观地宣称，半数千禧一代都在创业。然而，这一数字具有误导性，这一半的千禧人中，有很多人属于零工经济中的合同工，像优步司机和骑手。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本书所讲的不是他们的故事。我所定义的“把握机遇的创业者”是那些发现市场失灵后，愿意放弃高薪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第二，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会充分利用某种创新。需要明确的是，本书不仅限于谈软件应用，我会重点展现创业者如何组合利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来抓住机遇。
第三，我所侧重的是渴望扩大公司规模的创业者。数以百万计的创业者选择自主创业并着力创新商业模式，从而满足以上两个标准，但他们没有规模意识。想象一下，一个人创办了餐厅，这个餐厅具有现代设计感且提供符合现代大众口味的菜肴，但却只开了一家。或者一个发廊具有独特的发型风格设计，却也只此一处。他们都没有规模意识。科技公司也存在这种现象。我分析了内罗毕 600 多家软件创业公司，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公司表面上是创业公司，实际上是“生产率低下的微型企业”（如小型技术咨询公司）。
当我刚开始写这本书时，不由自主地想到创新型创业者只是传统的创业者：他们在小团队中工作，开创了自己的公司。后来经过不断地了解和探索，我发现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包括开创新投资模式的风险投资人，建立初创企业以服务周边的生态系统开发者，在家族企业或大公司内部工作但却不走寻常路的“内部创业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以各种方式挑战硅谷的规则。这本书也探讨了这部分创业者的经历。
基于以上观点，我将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定义为“把握机遇的创业者”，他们在最发达的创业生态系统之外运作，充分利用技术或商业模式进行创新，并寻求扩大公司规模。
最终，你会发现，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的思想、原则和实践与硅谷模式明显不同，它们是硅谷规则的替代和补充。
前沿地带新的创新创业模式
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们正在谱写自己的创业蓝图。虽源于实际需要，但他们的方法不仅是在重塑规则，也正重新界定创新的内涵。本书讨论了这种创新创业新模式的十个要素。
第一，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是创造者。硅谷专注于打破既有行业，但在前沿地带，创新型创业者必须创造新的行业，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既定的行业可以打破。他们必须开创全新的行业，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硅谷认为理所当然的产品和服务，如教育、医疗保健、金融服务、能源，甚至基础设施。
第二，当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时，硅谷所痴迷的创建轻资产、高精专的初创企业模式就显得不切实际了。但在创建之初，企业往往会面临这种情况，因此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必须构建“全堆栈”，包括他们的业务和产品所需的基础设施。
第三，在硅谷努力培育独角兽企业时，前沿地带正在培育骆驼型企业——骆驼不仅可以抓住机遇，也可以在干旱中生存。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不会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增长，他们更着眼于长期可持续性和韧性。
第四，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很会跨界融合。他们跨越多个地区、行业和领域，利用跨界的经验来建立自己的业务。他们利用全球网络获取资本和资源。
硅谷可能会教导初创企业以旧金山湾区为基地，在此组建团队，且侧重于美国国内 18 万亿美元的市场，但前沿地带的初创企业并没有限定这么死板的路径。事实上，很多公司生而全球化，他们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战略性地瞄准了全球多个市场。
第五，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不仅向全世界出售商品或服务，而且还以分散布局的方式构建公司组织和架构。他们打破地域限制，招募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通过技术和组织设计促进文化融合。
第六，由于硅谷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企业家们可以根据需要招募到一流的人才。硅谷的公司之所以能容忍人员频繁更替，也是因为硅谷有海量人才，可以随时替换员工。而在前沿地带，创新型创业者以成长的心态和长远眼光来招募员工，以此来打造一流的团队。
第七，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还是多任务处理高手，他们将利润和影响力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植入其商业模式的核心结构中。
第八，当风险容忍度较低，失败后果更严重时，硅谷对风险满不在乎的态度（快速行动和打破常规）令人无法接受。而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们可以管控风险，建立客户信任，并使其行业正规化。
风险资本和科技创业公司是共生的关系，若脱离彼此，两者都无法生存。虽然风险投资模式对硅谷的独角兽企业有利，但它并不能满足世 界其他地区的资本需求。而前沿地带的风险投资家为适应极具挑战性的环境，在不断调整投资模式。他们本身就是创新型创业者。
第九，硅谷拥有强大的支持系统：拥有创新部门的公司，能够提供团队支持的风险投资人，擅长各个创业领域的加速器，甚至还有越来越多的监管者希望与创新型创业者合作。相比之下，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往往感到孤立无援。出于需要，他们不仅要扩大公司规模，还要积极打造创业生态，奠定企业文化的基石，营造有导师和支持者帮助的经营环境，为生态系统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
第十，当然，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在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并非孤军奋战。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大公司、慈善机构、基金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前沿地带的创业生态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他们的建设不是基于复制硅谷模式，而是通过借鉴前沿地带的经验教训而展开。
本书以这些经验教训为主题，每一章都会探讨其中一种。这本书植根于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的现实生活，为创业生态中的所有参与者分享实用建议。本书各章节还利用了我自己的调研数据和两百多次采访内容，也借鉴了行业出版物和该领域领先的学术研究。
分布更均匀的未来
本书试图回答四个基本问题：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们采用了什么特别的策略，才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创新想法；这些策略如何才能为前沿地带的其他人所用；硅谷能从这些新方法中学到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经验教训，才能在全球营造充满活力的有效创新生态。
本书有许多核心受众群体。首先是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本身。
长期以来，硅谷一直是创新智慧的唯一源泉。我希望这本书能启发大家去讨论：创新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当然，如果硅谷希望保持领先地位，这本书对它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硅谷必须要挑战自己的传统智慧和既定理念，吸取前沿地带的奋斗经验。
本书设计的内容有趣且容易理解，也适合公众和社会领域的读者阅读。支持创业者及他们创造的创新生态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议程，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创业来拉动就业，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创业来促进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变革。《破界：如何改写硅谷规则》这本书会为这些人提供指导。
与此同时，这本书对全球大型上市公司的领袖们来说也会是开卷有益。诸如波音（Boeing）、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及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公司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所在行业在迅速发展，并希望更新自己的商业模式。因为他们有创新部门、收购战略和投资公司，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条件创新。全球大型企业必须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创新的运作方式、运作地点及原因。
因此，阅读本书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另外，在天平的另一端，社会型企业运动发展势头良好。一项研究估计，世界超 3% 的人口与社会型企业相关（美国的比例是全球的近两倍，为 5.8%），其中 90% 的社会型企业是在近十年内创建的。社会型企业在展望下个阶段的发展时，掌握创业方法是其根本。
令人兴奋的是，许多前沿地带的第一波创业活动正在走向成功。全球创新型创业者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根据统计，仅在美国，每个月就有 50 多万人成为创业者，大多数人并没有建立硅谷式的软件创业公司。
不加批判地遵循硅谷原则，并将之生搬硬套到本土环境中，注定会导致失败。从成功的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身上吸取经验，这对新创业者、科技从业者和有志于创业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当我问朋友们，他们认为哪些硅谷企业家为人类做出了积极贡献时，他们通常会提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但当我让他们再列举其他企业家时，他们就答不上来了。在前沿地带，我能找出很多像马斯克这样的变革者。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建立不同类型的公司，推动着创新发展，不断改变着世界。这本书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希望能够激励硅谷的朋友们，从他们的经历中有所收获。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经说过，“未来早已到来，只是尚未平均分布而已。”世界各地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业者正在引领潮流，为未来的创新创业带来了一缕曙光。按照吉布森的说法，这将是一个分布更均匀的未来。也许他们的经验正是创新创业的关键，也是初创公司改变世界的密钥。
2月份中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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