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上新书《不如读诗》：汉语萌发期的“无名氏”比ChatGPT更会写诗

　　极目新闻记者 徐颖

　　当代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执浩出新书了，并已开启当当预售。《不如读诗》是张执浩的古典诗歌随笔集，诗意解读了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孟浩然、苏轼等16位大诗人的生平经历和诗歌写作。该书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一个现代诗人的视角出发，一步步靠近古代诗人，不调侃、不仰望、不矫饰、不煽情，将诗人们还原成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写尽诗行背后曲折隐秘的文心，让古典的诗歌在现代的时空里焕发新生。

　　书中的每篇文章以一位诗人或一个诗歌现象为主题，既可独立成篇，又有统摄全书的线索隐伏其中。作者将诗人与诗歌置于连续性的诗歌史之中，以此梳理出一条延绵不绝的中国诗歌发展脉络，为理解诗歌开辟了新的路径。

　　张执浩，1965年秋生于湖北荆门，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多部。曾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等。

　　精彩试读：《无名氏之歌》

　　文／张执浩

　　我一直觉得，所谓的“诗人”，应该是在人群中负有某种情感使命的人，他（她）要通过不断地书写这种名为“诗”的东西，以诗之名最终塑造出某种或某一类“人”的形象来，而这一形象要合乎某种或某一类人共同共通的情感寄托。也就是说，诗歌最终要抵达的是具有普世性的情感经验，以此来承载世人的精神寄托。在这样一种不间断的写作过程中，“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精神载体，它要凸显的是躲藏在“诗”背后的那个“人”，因为唯有这种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唤起人类的普遍情感，让诗歌这种源于心灵的艺术，在苍茫人境中发出经久不息、绵绵不绝的召唤之音。如果以这个论断来反推文学史，我们很快就能发现，诗、人合一可能仍然是传统诗学的大道，无“诗”难以成“人”，反之无“人”，“诗”之焉附？但是，当这一论断遭遇到诸如《诗经》《古诗十九首》，或更多的汉魏南北朝“无名氏之歌”时，我们又发现它是失效的，起码充满了破绽，因为“无名者之歌”强调的是“歌”，而非歌咏者本尊。在失去了歌者之后，这些“歌”必须以自足的形式存在于世，诗意必须由某种恒定坚实的诗歌美学来支撑和驾驭，如此才不至于坠入沉沉的历史烟云之中。难度显而易见，但诗歌的纯粹性也因此进一步得到了保证。这一现象显然有悖于我们业已形成的阅读经验，它将阅读者置于某种孤立无援的审美境遇中，让诗歌与读者狭路相逢，唯有相互激活才能保全彼此。由此，便又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古诗十九首》的开卷之作，全诗五言八联，句句平实，却句句锥心。不用典或少用典，可能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毕竟处于汉语语言文学的萌发期，澄澈纯粹的情感需要明净坦荡的语言与之匹配。在这首荡气回肠的爱情诗《行行重行行》中，时间与空间感相互交织，但整首诗里除了“胡马”“越鸟”这两个相对具有地域指向性的意象，留下了少许可寻的情感的蛛丝马迹外，读者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可能佐证作者踪影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首情感浓郁的诗行以牺牲作者的方式，直接抽离了情感的发生地，以及情感的缘起和出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是诗中那位远行的游子，同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能是那位翘首以盼的思妇。而事实上，这种情感“元诗”似的写作，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首”，夫妻生离、友朋死别、文士游宦、离乱相思、生死契阔……这些人生中最常见、最常态的情感世相，在这些劈面而来的诗歌里得到了最真切、最质朴的反映，所谓“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真”成为这些诗歌的唯一内核，真实，真诚，真切，真心，绝无虚头巴脑的矫饰之笔。正是缘于这种直面人性困境的真实写作，使得这些诗自始至终流照艺林，光景常新，总能给人以情长纸短、回味无穷的审美效力。尽管后世有无数注家论者在字里行间反复爬梳打捞，试图寻找写作者的真身，以及这些诗歌的诞生背景，但是，普通读者根本就不会去理睬这些诗的作者究竟是谁了，因为他们从中认领、获取的情感慰藉，已经远远大于对作者的好奇之心。——选自张执浩新书《不如读诗》

　　（来源：极目新闻）